小黄瓜视频app

您当前的位置 : 小黄瓜视频app >> 南開人物
羅宗強先生二三事
来源: 中华读书报发稿时间: 2020-05-09 13:25

  文/祝曉風

  《中華讀書報》征訂正在進行,恭請讀者朋友到當地郵局訂閱。郵發代號1-201

  一,初識

  印象比较清楚,可以确定的第一次见到罗先生,是在北村郝世峰先生家里。那是我上本科第一年,父执陈慧先生出了新书,让我带给郝先生。那天下午,正好罗先生来找郝先生谈事儿。那几年,郝先生是中文系系主任。郝先生坐在一个比较低的躺椅上,向后半坐半仰着。罗先生坐在他侧前方的一张高椅上,比较端正。郝先生的夫人汪老师一边拖地板一边插话,直呼罗宗强。他们两位和陈先生都是小黄瓜视频app一九五六级的老同学。当时他们聊系里的事儿,我既不懂,更不敢说话,只稍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给我的感觉,罗先生与侯宝林的脸形面貌有几分相像。还有就是他们二位先生有几句对话,我一直记得。八十年代中期,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工资虽有提高,但相对其他行业仍是中等偏下。当时流行一句民谚:“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的一点儿不夸张。一九七九年之前,大学教师工资平均不到六十元,不如工厂里的一个八级工。八五年到八七年,大学副教授,一个月九十多块钱。有点儿资历的正教授,大概也不过一百三四十元左右,但这就已经让同僚很羡慕了。北京、天津,是所谓六类城市,上海是八类城市,比石家庄的工资水平高个等级,同一个工资级别,在北京、天津就比石家庄高出八到二十块钱。他们就聊到这个话题,抱怨教师们的工资少待遇低。郝先生很认真地说了句话,有点儿像希望,但更多的是展望,但那口气,分明可以让人听出来,郝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个目标太过美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而在当时的我猛的听来,觉得郝先生能一下子说出那样一个大数目,真是个有气魄的人。郝先生很郑重地对罗先生说:“咱们这些大学教授,一个月要是能有五百元,才能有点儿体面和尊严。”

  上本科時,系裏的大教授給我們上課的已經不多了,一是中青年教師都起來了,二是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上大學的那一代教師,年紀一般也都稍偏大,大多都五十多歲了,像羅先生這樣的名教授,主要精力放在帶研究生、博士生上。盡管如此,本科時,那一輩的老師還是有幾位給我們正經上過課,比如,劉叔新、宋玉柱給我們上過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薛寶琨講過民間文學,張聖康講美學概論,張菊香開過周作人研究,楊自翔上過漢語方言,孫昌武上過佛學與文學,等等,但是不多。一九八九年,郝先生不當系主任後,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副系主任崔寶衡先生主持系務,後來系主任就是羅先生了。

  羅宗強先生

  二,講座

  羅先生當系主任後,有時開學,或者系裏開個什麽會,講過兩次話,這個還有點兒印象。另外,他積極爲學生們張羅學術講座。記得羅先生還帶頭兒,親自出馬,在主樓218,講過一次,同學來聽的人很多,教室坐滿了。但請恕我直言,大多數同學,對于羅先生本人的興趣,要大于對他所講的學問的興趣。我和大家一樣,講的具體內容,現在都不記得什麽了。只記得羅先生講座的風格,恰與多年後風靡一時的央視“百家講壇”形成強烈反差,“百家講壇”是口若懸河說評書,只求億萬觀衆都愛聽;羅先生是苦口婆心來教導,不管你愛聽不愛聽。羅先生口音重,我們聽不大懂,而且比較細碎,就是讓大家要專心做學問,做學問要耐住寂寞清貧,要珍惜時間,下苦功夫,諸如此類。他經常訓誡我們的一句話,就是叫我們不要玩兒花拳繡腿,寫那些時髦文章,用他的話說就是,那些東西都“與草木同朽”。——本科那幾年,劉曉博同學經常用這句話和我開玩笑,一邊嚇唬,一邊批評教育。他會冷不丁地作勢把臉一板,眼睛一瞪,擰著小眉頭,用右手食指指點著我,學著羅先生的口氣教訓道:祝老,你不能這樣!你這些東西都是與草木同朽!因爲這種強化訓導,這幾十年來,我一想到羅先生,就會聯想到羅先生訓我們的這句話。

  那時,羅先生眼界甚高,學界雜志能入他法眼的,也就《文學遺産》《讀書》幾家。當時南開老師能在《文學遺産》《讀書》上發文章的,屈指可數,甯宗一先生是一個,羅先生是一個。做學問,羅先生則以複旦大學的陳尚君爲我們的榜樣,讓我們向他看齊——但顯然,這樣的目標對我們來說,同樣是過于高遠了。

  因爲搞學術講座,羅先生在當系主任那幾年,請了不少名家。比如,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新聞出版署在天津組織古籍整理出版的一個專家會議。羅先生借機,從會上請來好幾位:中華書局總編傅璇琮,南京大學古文獻所所長周勳初,複旦大學古文獻所所長章培恒,四川大學古籍所所長曾棗莊。講座是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在主樓東頭兒111大階梯教室舉辦的。因爲幾位學者集中來天津一趟不容易,時間緊張,就被羅先生湊在一起,在一個下午聯袂亮相,一位講完,另一位就接著講。後來我們體會到羅先生一番苦心,他無非是想給我們這些年輕學生開開眼,見識一下名學者。曾先生講他主持的《全宋文》的編輯工作,兼談宋代文化;章先生講明代文學,認爲中國文學在近代大大落後于世界潮流,早在明代就露端倪,在《十日談》問世幾百年後的“三言二拍”裏,封建觀念仍相當濃厚;周先生介紹了他對王國維和陳寅恪兩位治學方法和學術風格的看法;傅先生專門准備了一個題目:古典文學與學術史的研究,他認爲,在古典文學領域,長期存在著“顯學”與“冷門”,這種不平衡狀態不利于整個古典文學研究。傅先生還強調了一點,研究文學史要視野開闊,比如《文心雕龍》,不僅要看到它的文學史價值,還要看到它的學術史價值。

  三,不能不提到葉振華

  我們大多數學生和羅先生接觸少,他給我們這些學生的印象,就是嚴肅,嚴謹,刻苦,視學問爲生命,甚而我們會誤解,認爲他是一個刻板的人,只會做學問。其實這只是一個方面。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一九九一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輯署名是潘淏,其實就是潘建國,此書是老潘向羅先生約稿。羅先生的著作裏,這是最爲他掙得聲名的一本兒,影響超出古典文學研究界,甚至超出學術界。當年,《中國社會科學》《文學遺産》都發表了此書的書評,《讀書》雜志甚至發了兩篇,其中一篇是時任文化部長王蒙寫的,八千字長文。當然,這本書也是羅先生自己最看重的。這本書的封面書名題簽者,叫葉振華。

  葉老師大我們一輩,是我們老師輩兒。可後來混熟了,我們一班小年輕兒就沒大沒小,偶爾也敢當面叫他老葉。在當代,在我接觸的範圍內,如果要說南開乃至京津兩地還有什麽名士,那就是葉振華葉老師。名士的幾個硬條件,葉老師都滿足:一,有真學問。他一九七九年考上楊翼骧先生碩士,是楊先生新時期的開山弟子,也是新時期第一代研究生。他知識博雜,本專業的史學史不在話下,他還在中文系、曆史系開京劇史課,也講書法史和《周易》。九十年代初就在《中國社會科學》發過文章;二,一筆好書法;三,嗜煙酒;四,狂放,不拘小節,常出驚人之語。一次他對孫立群的孩子說:“你爸爸搞魏晉南北朝史,是一攤屎,我搞史學史,是兩攤屎。”有一年他們老同學聚會,葉振華穿著一雙拖鞋,就上了火車來北京;五,生活要比較潦倒,而且要在生活比較潦倒的情況下,仍發自內心地視金錢如糞土,視職稱如寇仇。——所以,從書法水平和名士風度這兩個角度講,羅先生請葉老師來題《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在精神內容上那是很搭配的,當然很合適。不過按世俗常情,請人題寫書名和請人爲自己的書寫序一樣,一般情況下都是要請比自己年長,資望比自己高的人,至少也得是同輩。可問題是,葉老師是一九四九生人,比羅先生小將近二十歲。而羅先生這麽重要的一本書,他居然不拘俗禮,請一個晚輩題簽,說明什麽?竊以爲,無外乎人以群分,英雄相惜,羅先生看重的是精神上的知音和性情上的投緣。

  還有一件事,可以體現古典的羅先生的另一面。羅先生在古稀之年,偶然讀到海子的詩,激賞不已,專門下功夫,寫了長篇的研究文章,發表在《南開學報》二○○二年第二期,爲打破古代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學研究的界線,做了個範本。羅先生的文章寫得深入透徹,體現出羅先生詩人的敏悟和思想的寬闊,在學界反響也很大。

  四,給羅先生添麻煩的兩件小事

  我們上研究生時,和我們同級的,只有兩位博士,都是羅門,曹萌和饒龍隼。本來,他們博士我們碩士,又不是一個專業,而且我們在十七號樓,他們在博士樓十九號樓,學習生活上沒什麽交集。可是,當年研究生和博士人都不多,同一個年級的,系裏從學生管理的角度,都編爲一個班。我是我們這一級的男生班長,主要工作,就是在每個月固定時間,都要把系裏發下來的糧票三十二斤和助學金六七十元(給他們二位的是工資)給曹饒二位送去。所以,和他們二位,想不熟都難。因爲他們平時都泡圖書館,所以經常是到飯點兒時到宿舍找他們。于是,他們也不得不經常熱情地留我吃點兒,聊天。聊天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然就是羅先生。聊羅先生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他們傾訴羅先生對他們的嚴厲之愛和愛之嚴厲,當然以後者爲主。每當看到他們二位情緒低落、一臉窘相,就知道他們多半剛從羅先生那兒回來。他們二位當時已經時不時在正規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了,讓我們一班研究生仰慕。有一次,饒龍隼一邊煮著方便面一邊嚴肅地對我說,他現在每寫一篇論文,主要考慮的不是寫什麽題目和在什麽刊物發表——這對他已經都不是問題了——他主要考慮的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有什麽突破和創新。當時聽得我兩眼發呆,感覺在學術上和人家的差距實在太大了。這讓我從另一個側面,對羅先生的教學有了一點兒了解,也進一步打消了繼續讀博士的念頭兒。

  因爲羅先生是系主任,所以我有兩件事,給羅先生添過麻煩,幾十年來,每每想起,就讓我愧悔交加。

  兩件事都和文體活動有關。一件可稱之爲“獎學金風波”。當時系裏具體負責獎學金評選的,是一位副書記。他平日分管學生日常管理,主抓學生宿舍衛生、學生黨員工作,還有參加校運動會等重要事項。那年評獎學金,他搞了創新,出了新規,不以發表論文爲評選的唯一指標,而是把全校衛生宿舍評比結果和在校運動會的成績充分納入獎學金評選考量,並且占最大權重。他抓宿舍衛生比較到位,要求全系每個女生宿舍,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宿舍鑰匙都要交他一把,理由很充分,是要隨時突擊檢查,方能看到每個宿舍衛生的真實情況——這個事兒是他在全體學生大會上鄭重其事宣布的,而且已經付諸實施。他對學生宿舍衛生高度重視,非常認真,就此重要議題至少開過三次專題會議,召集全體研究生必須參加,每次一開就是整個兒一下午,他一個人連續訓話三個半小時。

  響應領導號召,我和老田、老孫的宿舍,在全校衛生大評比中,被評上全校優秀衛生宿舍——這當然主要歸功于老田啦,他特別愛幹淨。

  那年研究生中期评选刚完。我们这一级的严国荣,是郝先生的研究生,本年级男同学中唯一的党员,品学兼优,中期评选中被评为本年级唯一的优秀研究生,且有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我呢,本科三年级时的学年论文,经过三年多修改,中间辗转投了好几家期刊,还惊动过宁宗一先生和姜东赋先生帮着推荐。最后是我自己径直愣投给《小黄瓜视频app学报》,在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发了出来,一万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五期全文转载。不巧的是,在这期间,在《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九二年第四期(当年的川大学报是季刊)也发了一篇,也将近一万字。又附叶嘉莹先生骥尾,在香港一个学术集刊上发了一篇短文。这下坏了!当时一个二十出头儿的小青年,不免就有点儿膨胀,自我感觉有点儿不得了了。

  可獎學金結果一公布,老嚴和我都是三等。得一等獎的是一位女生,憑其在校運動會上二百米和四百米田徑賽的優異成績,給中文系爭了光。

  我們對這位女同學,沒有任何一點兒個人恩怨。我們也都贊同在全校運動會上取得優異成績,那的確是爲中文系爭了光,相當于在南開的奧運會上拿了金牌,非常光榮,足以使我們傲視哲學系、曆史系,很了不起,值得我們學習。可問題是,中文系畢竟不是體育系和家政系,堂堂南開要培養的到底是學者呢還是酒店服務員?掃地擦桌子、鋪床疊被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的培養和訓練,我們都在小學三年級勝利完成了,在研究生階段對此再如此鄭重地考查評比,我們不禁要問,目的是什麽,理由何在呢?

  我们俩一方面不太服气,一方面觉得有些尴尬,而且把我们两个人的这份儿尴尬,误以为是中文系和整个小黄瓜视频app的尴尬。于是我们写了书面材料,向学校、研究生院和系里反映。校党委和研究生院很快都给系里来电话,询问情况,让系里处理。这下动静儿大了。这不就给罗先生添了麻烦嘛!他那么忙,时间那么宝贵,但不得不抽出时间来过问和处理此事。

  那天下午,我們被叫到系裏,向幾位領導陳述情況。羅先生坐中間,系黨委書記鄧宗榮、副系主任陳洪和辦公室主任李瑞山坐在兩邊。當我們講到副書記把每個女生宿舍的鑰匙都收了一把到他那兒的時候,羅先生一聽就急了,扭頭兒對鄧宗榮講:“老鄧,這不得了不得了啊!真是荒唐!要趕緊處理,不然這要出事情的呀!”——您看,不能不佩服羅先生有先見之明。

  總之,在羅先生親自過問下,獎學金評選結果最後有所調整。

  ——過後想想,自己當年是多麽年輕幼稚,輕浮狂妄。自己那麽一點兒與草木同朽的東西,有什麽可值得那麽認真的呢?真是愧悔難以言表。一晃二十七八年過去,現在回想,真是恍如隔世,卻又近在眼前。老嚴十五年前就已成古人,郝先生二○一四年一月過世。我們研究生同宿舍的另一位同學老孫,前年也隨老嚴去了天堂。想想,怎不讓人唏噓茫然。

  第二件事,也和文體活動有關。大學期間,學生文體活動比較豐富。我主要鑽研圍棋、橋牌,在本科時,參加過校棋牌社,一九八八年六月我們請國手馬曉春來南開,我還采訪過馬國手。應該說,休息娛樂,都是正當的,而且,在緊張枯燥的學習間歇,偶爾休息娛樂一下,也是有益的。但凡事都要有個度。學生的主要任務,還是讀書。——話說某日下午,我們幾個“橋友”約好打橋牌,剛支好桌子,發完牌,開始叫牌,一草花強開叫——這時,有同學跑來報信兒,說羅先生正帶人從系裏過來,要檢查宿舍,就是查打牌的,大概十多分鍾就到。我們雖是橋牌,但也是玩耍,畢竟沒有在讀《文心雕龍》《管錐編》,讓羅先生看見,總歸不好。我們又緊張又羞愧,趕緊收起撲克,鎖上房門,迅速從五樓轉移到三樓,借數學系同學的一個宿舍,繼續比賽。——于是,那次就讓羅先生撲了個空。

  過後想來,也許那次讓羅先生逮住我們,倒是件好事兒,可以當面接受一次教訓,治一治我們貪玩兒的毛病。要知道,那年羅先生已經六十多歲了,爲了這麽一件事兒,帶著一班老師,專門大老遠跑來,爬了五層樓來找我們,不過就是想督促我們好好用功學習,那不是爲了我們好嘛!後來年紀大了,懂點兒事兒了,真是愧悔不已。

  五,二十九年前的采訪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光明日報》每天只有四個版,在二版下邊有個專欄,叫做“學者答問錄”,是光明日報評論部辦的。采訪的都是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這個量級的學者,也有當時活躍的、已經有全國性影響的中青年學者。這個欄目在學術界影響很大,家嚴當年自費訂《光明日報》訂了多年。所以,當時在報紙上就看到這些文章,一篇一篇剪下來,裝訂成冊,反複學習。後來,我在《南開周報》也寫了一個專欄叫“學者訪談錄”,就是向《光明日報》學習,向“學者答問錄”致敬。而這個欄目真正采訪的第一篇,就是訪羅先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报纸的天下。《南开周报》是小黄瓜视频app校报,四个版,学校的重要信息,通知,上面都有。还有专版和副刊,内容丰富,非常正规。虽说在校内发行,但发行量惊人,每期高达五千余份儿,全校每位教师、每个学生宿舍都有一份儿。而且当年全国各大高校之间,校报互相交流赠送,所以,《南开周报》的实际影响是超出南开园的。《南开周报》的地位,刘晓博有个比较形象的说法,叫做“南开的《人民日报》”。

  一九九○年秋,老胡到《南開周報》工作,我開始投稿,就和編輯部的老師們熟了。大家聊起來,想在報紙上搞搞新意思,就都說《光明日報》“學者答問錄”辦得好,有特色,我們也辦一個。楊光偉老師說,這個欄目就放我這個版面上吧。楊老師曾做過楊石先老校長的秘書,有眼光。結果湊巧,一九九一年,我先采訪了葉嘉瑩先生,就作爲這個欄目的開篇。但寫葉先生這篇,並不是對話體。楊老師說,不是對話體也沒關系,從下一篇開始,都來對話就行了。大家商定,先把南開文科各個系的系主任采訪一遍再說。第一位,就是羅先生。

  羅先生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是一九九一年初版,我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去到羅先生家采訪的。羅先生對這個采訪還比較重視,我提前和他說過後,他認真准備了,後來又給我提供了一些文字資料。初稿寫好後,我拿給羅先生過目,他一字一句改過,所以,發表的文本是經過他本人認可的。因爲趕上寒假,所以文章發表出來,就到了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題目是《批評史研究的新格局——訪羅宗強教授》,我用的是筆名李庸。

  此文不長,距今已二十八九年,錄于此,可作爲學術史的一點兒資料,也作爲對羅先生的一個紀念。

  李:羅先生,批評史專業目前在全國有四個博士點、六位博士生導師,請您談談各家的情況。

  羅:複旦大學的那個點創立最早。最先是郭紹虞先生,他的三卷本《中國文學批評史》是這方面較早的著作。五十年代有劉大傑先生。現在的兩位博士生導師是王運熙、顧易生兩位先生。他們的方法基本屬于傳統的,而華東師範大學王元化先生的那個點則側重理論研究。四川大學還有楊明照先生的一個博士點。再有就是我們這裏,王達津先生和我了。四個點的導師年齡都偏大,如何盡快帶起年輕人是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我們這裏稍好一點兒,但是也有一個承接的問題。

  李:南開的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對于批評史這門學科的發展有什麽意義呢?

  羅:這是我們的特色,這方面我們是全國第一家。我們的路子目前已得到學術界的承認。許結的《漢代文學思想史》、四川師範大學詹杭倫的《金代文學思想史》基本都是沿著這條路搞的。

  我們自己的計劃擬寫七卷。除了我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李瑞山的《近代文學思想史》,還有張毅的博士論文《兩宋文學思想史》,將由中華書局出版。剩下的還有周秦兩漢、金元和明清部分。原想一九九三年完成,看來很困難。

  李:在《兩宋文學思想史》的序言中,您談到文學思想史應該和文學批評史、文學理論史有所區分——

  羅:如果一部文學思想史寫出來讓人感到它是一部文學史,那便是它的失敗。文學思想史要描述的,是文學思想的發展脈絡,也就不同于文學史對文學的史的描述,它只注意文學現象中那些反映出新的文學思想傾向的部分。文學理論批評史只研究文學理論與批評,文學思想史則不僅要研究文學理論批評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而且要研究文學創作實際中所反映的文學思想傾向,它的研究對象與文學理論批評史是有區別的,應視爲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李:您今年出版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在學術界反響很大。看了您的這部著作,我個人以爲它是在更高的層次上曆史地考察了魏晉幾百年間知識分子的悲劇命運。

  羅:這本書在港、台地區反應也還可以,我聽到一些。也有人給我寄書評,不過他們大多從曆史角度評價,而不是從文學角度。

  李:傅璇琮先生在這本書的序中,稱這部著作拓寬了古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格局,深化了研究思路,您對此有什麽想法?

  羅:從士人心態的變化考察魏晉文學的新思想潮流,是我五年前動手寫《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時就有的想法。文學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作家這個中介是離不了的。而作家的心態、人生價值觀、審美觀念等等,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在大變動的曆史段落,魏晉是一個,晚明,還有五四時期,文學思想的變動在文學上的表現十分強烈,也最值得研究。研究這些時期的士人心態,就有可能打通文史,打通文學思想史和文學史。現代學科的發展,分化越細密,綜合性越強,研究一個問題越要做多方面的考察。

  李:今年六月份,您在新加坡的國際漢學會議上,做了《中國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回顧》的報告。您認爲可以在古文論領域,用曆史還原的辦法來尋求一種古今的銜接點,這種銜接點是不是也是一種時代的銜接點、文史的銜接點?

  羅:曆史還原當然不是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的全部,但如果對古文論的曆史原貌有細密的謹嚴的研究,那麽探討規律、論證是非,也就有了可靠的依據。而且,如果以現代思維的嚴密性做好了這一工作,古文論的理論體系,它的特點,大概也就可能顯現,今與古的關系問題,或者也就可能解決了。不過要做到這一點,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同志必須具備兩個基本的條件,一是較高的理論素養,二是深厚的國學基礎,這樣才能既掌握材料基礎,又能從理論高度做出闡釋與評估。

  此篇之後,我按計劃,又相繼采訪了社會學系劉珺珺,美國所楊生茂,外文系常耀信,政治學系朱光磊,曆史系朱鳳瀚、常建華,等等,加上采訪葉先生和羅先生的,總共八篇,算是一個小系列。

  六,後來

  後來我從南開畢業到了光明日報社,再後來從記者部轉到中華讀書報。這期間,和南開老師仍保持來往,加上工作關系,有的來往還比較密切,他們對我仍幫助有加。和羅先生的關系,在南開的老師中,並不是最密切的。但因爲和羅先生的幾位博士碩士都比較熟,所以,對羅先生的情況一直都關注和了解,和羅先生也保持著一定聯系。羅門弟子,不管是我的同學輩還是我的老師輩,都人人精進,在學術上多有建樹,讓人佩服。

  二○○二年二月二十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心态研究——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提到罗先生。这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罗先生给我写来一封信,提到《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将由小黄瓜视频app出版社再版,同时寄来新版后记,想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我当然很高兴。罗先生信中就提到刚才那篇文章,指出文中有的观点不妥。另外,对某高校文学院在报纸上登整版宣传文章,他表示,“就弟所知,学术界于此反映并不好,以为有炒作之嫌”,认为这对被宣传的单位“实起到相反之作用”。信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的,我看完信马上给罗先生回了电话。十二月二日,我又收到罗先生第二封信和新修订的文稿,让我用“正稿”。这篇再版后记题为《关于士人心态研究》,我排在当期十二月四号我那个版的头条发表了。不管怎么说,罗先生和《中华读书报》也是有缘份的。

  羅宗強先生致本文作者信

  再后来,二○○九年八月,在首都师范大学给罗先生开了个会,那年六月,《羅宗強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也由中华书局出版。那次会我去了,两次单独见了罗先生,是分别陪着两位罗先生的研究生汪春泓和杨东林去的。我还专门请侯艺兵先生参会,给罗先生拍了照片。

  這幾年回南開,都沒有去看羅先生。我想,沒有什麽具體事兒,去了,徒然打擾老人,沒什麽意義。

  幾天前,四月二十九日中午,得知羅先生過世,心裏很難過。此前一個月,羅先生的同班同學,也是大學者的雷聲宏先生在北京過世,享年八十九歲。但因爲雷先生一般南開人都不熟,他的聲名也不如羅先生,所以沒有得到什麽鮮花和祈禱,即使只是網絡虛擬的鮮花也很少。對我而言,這一個月來則是雙份兒的悲訊。于是就想寫點兒東西,五一假期這幾天沒幹別的,結果拉拉雜雜,就寫長了。

  七,無題

  去年,小黄瓜视频app建校一百年,我写了篇文章,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把南开学人大致分了八代。文中提到,罗先生作为第三代南开学者的杰出代表,在学术上开疆拓土,开宗立派,是有大成就的。就其学术成就本身而言,已有许多学者撰文做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讨,如傅璇琮先生,还有蒋寅、卢盛江、张毅、左东岭诸位先生,他们都是真懂罗先生学问的,这方面,读他们的文章就可以了。

  限于篇幅,我只想從另一個方面再說兩句。上世紀三十年代出生、五十年代上大學的這一代學者,他們的經曆,非常奇特,學術上,也有許多值得研究總結的方面,值得我們靜下心來,研究一番。羅先生在青年時,鑽研康德,打下了理論功底,加上幾十年的史料功夫和出衆的審美感受力,三者湊泊于一身,這在當代學者中已經很罕見了。最後,羅先生真正是把人生和學問打通,把人生學問提高到一個新境界。在當世,羅先生是爲數極少的那一類學者,他的實際成就遠遠大于他的世俗名聲。

  沒有經曆苦難,談什麽風流;沒有幾十年苦功夫,鼓搗出來的都是假學問;而沒有自己獨立的思考和真切的體悟,隔靴搔癢、鹦鹉學舌,那種所謂成果,自然會與草木同朽。如果說羅先生留給我們後輩有什麽啓示,這應該算是一點吧。

編輯:韋承金

新闻热线:022-23508464 022-85358737投稿信箱:nknews@nankai.edu.cn
本网站由小黄瓜视频app新闻中心设计维护 Copyright@2014 津ICP备12003308号-1

版权声明:本网站由小黄瓜视频app版权所有,如转载本网站内容,请注明出处。